在张伟扎根台北，剑指台南之际，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大殿的金銮椅上，端坐着一位面白无须的青年男子，头戴翼善冠，身着四团龙袍，腰缠透犀腰带，因天气溽热，大殿内虽阴森幽暗，但通风不佳，殿内众人也只待了一个时辰不到，便各自汗透重衣。

那青年看在眼里，只不做声，眼见各大臣额角冒汗，却只是端坐不动。峻刻寡恩，正是大明天子的一惯传承。此人正是刚继明熹宗朱由校皇位而登基为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，他逝后庙号繁多，有怀宗，毅宗，思宗之说，不过现下继位一月有余的皇帝，此时正踌躇满志。虽辽东之地已失大半，天启七年正月后金又征伐朝鲜，大大明眼看要失去最忠实的盟友及辽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，三月，陕西王二率众起义，杀知县张斗耀，困扰崇祯帝十七年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已然拉开序幕……但现在这位皇帝对末来仍是充满信心，“中兴大明”在他看来，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现下在殿内召集诸阁老大臣议事，议题却不是什么军国大事。新皇继位，已定了开明年为崇祯元年，诏告天下，除此之外，便是先皇陵寝奉安的大事。现下议的，便是选址，动工，命名等事。选址的事情其实最为简单，自永乐十一年，成祖长陵峻工之日起，直至熹宗病逝前，北京城外的天寿山已安葬了大明帝国的十一位皇帝。虽说二十里内没有那么多的龙脉，不过子孙相依为陵的做法早已约定俗成，在这种事情上与祖宗成法对着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故而熹宗皇帝葬于天寿山亦是必然之事，八月底的时候，新继位的皇帝便派了大学士施凤来、司礼监的李永贞勘探陵寝地址，八月初，便已将地址定在世宗皇帝永陵东北一里处。适才工部尚书薛凤翔在殿上题奏：“各陵惟长陵、永陵、定陵为壮丽，而皆费至八百余万。今议照庆陵规制，可省钱粮数百万，查庆陵曾发内帑百万，谨援例以请。”原以为顺理成章的事，敦料皇帝大发雷霆，当即将题本掷还，令工部尚书仔细核算，不得因循旧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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